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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家上市公司实控人变更 国资接盘占比四成

发布时间:2019-12-26 16:31

 

  【164家上市公司实控人变更 国资接盘占比四成】今年以来(截至12月23日收盘)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A股上市公司有164家。相比去年同期的103家的数量,今年的增长幅度接近60%。进一步梳理可以发现,在上述164家上市公司中,今年以来共有41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个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等在内的“国资系”,占比达到25%。(时代周报)

  12月19日,锂电设备龙头公司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来了新的控股股东—。这是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易主的最新案例。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数据发现,今年以来(截至12月23日收盘)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A股上市公司有164家。相比去年同期的103家的数量,今年的增长幅度接近60%。

  进一步梳理可以发现,在上述164家上市公司中,今年以来共有41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个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等在内的“国资系”,占比达到25%。

  “今年以来企业实控人变更案例的增加,是由企业发展外部环境持续不景气、压力加大所诱发的。”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为帮助经营困难企业平稳渡过难关,今年各地政府纷纷采取了纾困举措,帮助地方民营企业脱困。面临沉重债务压力,部分民营企业也主动寻求将上市公司股权部分甚至全部让渡给国有资本,以保持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

  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庞宇辰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与券商、资管计划等纾困资金相比,国有资本股权介入具有长周期、低成本、资源协同等优势,是相对理想的纾困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侧重于化解股权质押风险不同,此轮国资入股上市公司的目的,更多聚焦在上市公司本身发展及地方产业整合。同时,除了受本地国资驰援外,类似于的跨区域战略入股上市公司也成为新趋势。

  赢合科技12月19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维东、许小菊夫妇变更为上海市国资委。这距离其发布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仅过去了一个月。

  针对此次易主,不管是身为民企的赢合科技,还是背靠上海市国资委的都各有所求。赢合科技在11月12日的公告中称,引入国有资本股东,有助于公司优化股东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信能力及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的品牌、资金和市场开拓能力。也在同一天的公告中表示,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的产业布局,提升的整体竞争实力。

  庞宇辰分析,对民营企业来说,虽然金融机构正在加大力度支持民企融资,但2019年民企发债净融资转负、发债主体向头部民企聚集、民企融资相关费用依然较高等现象频出,民企仍面临较为严峻的再融资形势。

  去年10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专项小组,安排数百亿元专项资金,开启国资纾困上市公司先河。此后,浙江、江西、河北、海南等多地跟进,成立专项基金纾困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参与到纾困行动当中。根据深交所综合研究所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各类主体投入的纾困资金合计约5000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占比最大,合计约2900亿元。

  截至目前,民企纾困行动已经实施了一年多,成效如何?深交所综合研究所12月20日发布的《2019年第三期股票质押回购风险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今年以来,控股股东持股高比例质押的上市公司数量呈现下降趋势,11月末控股股东持股质押比例超过80%的上市公司为469家,较二季度末减少75家,较年初减少117家,高比例质押风险有所化解。

  “国有资本成为民营上市公司实控人,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刘兴国认为,一方面,国有资本可以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以较低代价实现资本布局结构调整,获得有效产能。另一方面,陷入困境的民营企业可以借助国有资本的进入,化解发展所面临的资金与市场困局,尽快实现脱困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2019年以来,民企纾困的政策密度虽较去年年末有所下降,但力度不减,侧重点也不同。

  今年11月发布研报认为,2018年年末多项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及降低民企在直接融资中集中爆发的风险,缓解短期内民企再融资压力。2019年,监管的目标显然更加长远,新增政策主要强调通过增加间接融资供给,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配合减税、定向降准等方式深入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在庞宇辰看来,民企纾困仍有改进的空间。例如,民企纾困项目落地周期长、数量少、资金到位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与前期承诺投资资金规模相比,目前实际落地投放资金比例较低,由于纾困项目风险较大,所以等主要资金来源很难进入。而对于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而言,一方面资金规模小;另一方面其资金成本往往在8%―10%,经风险调整后的纾困项目报酬率可能难以覆盖其资金成本。庞宇辰建议,积极探索等低成本资金介入民企纾困项目的可行方式。

  此外,纾困基金通常由地方政府、国资金控平台、券商、私募股权基金、国有企业等各类主体组成,各方的风险偏好和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协调难度大,决策链条长,导致实际效果打折。庞宇辰建议,要进一步提升不同部门之间沟通协作水平,将纾困基金的效用最大化。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纾困基金总体规模较小,相对于民企整体流动性风险仍略显不足。纾困资金可解企业一时之困,却非长久之计。

  某股份制商业授信审批部负责人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给纾困企业融资,相当于短期过渡,如企业经营模式不变,仍无法持续经营。“不少是跨行业纾困,很少真正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纾困对民营企业来说,只是阶段性的。”

  庞宇辰也认为,民营经济长期向好需要依靠制度建设。“在民企纾困已取得一定进展的基础上,可在优化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融资环境等长效制度建设方面多管齐下,下大力气营造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长期良好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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